學習強國上海學習平台 | 蘇智良:打卡紅色地標 見證建黨偉業

發佈者:新聞中心發佈時間:2021-05-25瀏覽次數:10

作者:蘇智良

董天曄 攝

思想者小傳

蘇智良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城市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文史資料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等。


今年第10期《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文章《用好紅色資源,傳承好紅色基因,把紅色江山世世代代傳下去》,強調革命博物館、紀念館、黨史館、烈士陵園等是黨和國家紅色基因庫,要把紅色資源作為堅定理想信念、加強黨性修養的生動教材,加強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共建黨活動最為集中、最為豐富的城市。早期革命者篳路藍縷、開拓前行,在上海辦報刊、搞集會、建社團、開會議,形成特色各異的紅色政治場域,成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偉業,也給後世留下了眾多光彩奪目的紅色足跡。

經粗略統計,上海至少有40餘處場所與建黨活動有關。這些空間場域是獨一無二的紅色歷史地標,形象而直觀、豐富且獨特,具有強烈的感召力,是上海乃至中國不可或缺的紅色紀念地。

學習黨史,很多人會問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誕生在上海?我的回答是:因為上海這座城市為中共建立提供了可能。簡而言之,近代上海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諸多社會、歷史條件。

簡單概括一下:上海是近代中國的工業、金融、貿易、科技、航運、文化、出版、教育中心,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重要中心和工人階級最密集的中心城市,具備馬克思主義政黨產生的各方面條件。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結果,而共產黨的成立及其有聲有色的活動也構成了上海近代史的華彩樂章。

這次演講,我就重點向大家介紹一下,建黨圖景是如何在上海展開的。

黃浦江碼頭:革命者“走出去”的首選通道

應該説,作為工業化、現代化和國際化都市的近代城市,上海提供了適宜的建黨條件。具體來看,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上海是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與中心,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發祥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上海的工業飛速發展,工業產值佔全國60%以上,金融佔到80%左右。1921年,上海工人50多萬,佔全國工人總數四分之一。工人階級的壯大與階級覺悟的提高,為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基礎。

當時,深受壓迫的工人階級具有極高的革命性。工人們在罷工中公開宣稱政治訴求:“吾輩數十萬工人,願犧牲生命,為學界商界後援,與野蠻的強權戰。”罷工的目的是“不要我們的國家變成朝鮮第二”,是為了“格政府之心,救滅亡之禍”。

第二,上海是近代中國與世界聯通的重要窗口。

上海曾有一條河叫“洋涇浜”。今天,我們還常用“洋涇浜”來形容“中式英語”,也指中英文混用的情況。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形容?因為上海最早的貿易就是在這條河上進行的。當時,中國人不怎麼會講英文,外國人也不太會講中文,所以就出現按照中國語法來講英語的“不規則英語”。

上海是一個港口城市,建立了連接外國的多條遠洋航線,可謂中國最先結緣全球化的城市之一。革命需要同世界各地發生聯繫,便利的交通使上海成為革命者“走出去”的首選通道。

100多年前,在黃浦江碼頭髮生了一件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大事,那就是赴法勤工儉學運動。1919年3月17日,89名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乘坐“因幡丸”郵輪,在匯山碼頭起航。到1920年12月,先後有1600名中國學生從上海出發遠涉重洋,包括陳延年、陳喬年、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劉伯堅、陳毅、李維漢、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徐特立、聶榮臻等。毛澤東第一次到上海來,就是歡送新民學會的朋友到法國去。

為什麼選擇去法國留學?因為當時的中國人認為法國很先進,年輕人可以到法國去學習現代化經驗。鄧小平留法時坐過巴黎地鐵,而且因為半工半讀,還參與制造過雷諾汽車等。這些經歷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對他後來規劃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產生了影響。

第三,上海發達的媒介網絡為馬克思主義傳播提供了便利條件。

1899年,上海廣學會創辦的《萬國公報》第一次提到馬克思、恩格斯。1903年,上海廣智書局出版的《近世社會主義》,是第一本系統介紹社會主義學説的譯著。書中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活動及學説,稱其為“一代之偉人”。1907年,上海世界社的《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馬克思肖像,後來被第一部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用作封面。

伴隨新文化運動的勃興,上海逐漸成為先進知識分子的集聚與活動中心。比如,出生於浙江紹興的邵力子中舉後,放棄考進士的念頭,來到上海求西學;赴日留學後,又返回上海主持《民國日報》。

1920年3月,因內訌而離開北京的施存統,原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會主義將軍”之稱的陳炯明,但在《星期評論》社與上海知識分子交流後,發現“投靠軍隊,不如投身工廠”。於是,施存統留在上海,成為《星期評論》社的輔助人員。

老漁陽裏:傳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前沿陣地

漁陽裏街區作為上海建黨的活動中心,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意義。漁陽裏有老、新之分,分別指的是老漁陽裏2號、新漁陽裏6號。這裏是共產黨和青年團組織的創建中心、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運動的策劃中心、各地建黨的指導中心。

1920年2月中旬,陳獨秀為躲避北洋軍閥的追捕,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下離京,隻身來到上海,“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4月,陳獨秀入住老漁陽裏2號,並邀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幾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復刊之事。

史料顯示,參與商談的有《星期評論》的編輯李漢俊、沈玄廬以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的編輯邵力子等人。不久,李達從日本回滬,擔任編輯工作,併入住老漁陽裏2號。5月,陳望道獲邀加入編輯部。復刊後的《新青年》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傳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前沿陣地。

在老漁陽裏2號,陳獨秀、李達等人還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陳獨秀為召集人,成員有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邵力子等。後在陳獨秀的倡導下,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社。由陳望道翻譯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就是交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的。研究社還先後出版李漢俊翻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李達翻譯的《唯物史觀解説》等。

1920年6月,陳獨秀約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和陳公培,在老漁陽裏2號成立“中國共產黨”,後被稱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由此,老漁陽裏2號進一步成為革命者的聚會中心,各地革命者紛至沓來,以至於一塊小黑板用粉筆寫有一行字: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

也就在這個月,毛澤東走進老漁陽裏2號,與陳獨秀探討馬克思主義。這是他一生中的關鍵時刻——“到1920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還有一個數據值得強調,中共一大召開前,先後在老漁陽裏2號入黨的有李達、沈雁冰、林伯渠等20人左右。可以説,老漁陽裏2號是當之無愧的“初心之地”。

新漁陽裏:培養青年幹部的重要活動空間

新漁陽裏6號是重要的建黨活動空間。

1920年7月,中俄通訊社在此設立,後改稱華俄通訊社,楊明齋擔任社長。這不僅是共產國際使團在中國的第一個工作機構,也是中國共產主義組織最早的通訊社。為了擴大信息傳播,中俄通訊社還在北京設立分社。

通訊社的主要任務是向共產國際報道中國革命情況,發送共產國際和蘇俄方面提供的消息。

一方面,向《新青年》《民國日報》等供稿,介紹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經驗,蘇俄和共產國際的情況、材料。

另一方面,將京滬報紙有關中國的重要消息譯成俄文,發往莫斯科,向蘇俄報紙供稿。通訊社發的第一篇稿件是7月初刊發在上海《民國日報》的《遠東俄國合作社情形》。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統、陳望道、李漢俊等8名平均年齡為24.5歲的青年人,發起成立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俞秀松為首任書記。

俞秀松撰寫的青年團章程明確規定,團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科學理論、實現自由平等,宗旨是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宣傳社會主義。到1921年3月,各地團組織產生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機關仍設於新漁陽裏6號。

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外國語學社在新漁陽裏6號創辦,任弼時、蕭勁光、羅亦農、劉少奇等都曾在此學習過。

1920年10月3日,李中作為籌備書記,在新漁陽裏6號主持召開上海機器工會發起會,確定了機器工會的五大原則。陳獨秀、楊明齋、李漢俊等人以嘉賓的身份出席會議,李中等5人被推選為機器工會辦事員。

毛澤東曾讚譽同鄉李中,“以一師學生在江南造船廠打鐵……幫助陳仲甫先生等組織機器工會”。

上海石庫門:黨史學習教育中的寶貴資源

除了新老漁陽裏,還有一些石庫門在建黨偉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是樹德里。

1920年秋,望志路樹德里106號、108號房屋建成不久,李漢俊隨兄長李書城就搬遷入住。當時,望志路的北側是一排新建石庫門建築,馬路南側是一片菜地,菜地旁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僅有一些平房和幾家小手工業工場,可謂人煙稀少。加之石庫門獨門獨户、圍牆又高、私密性強,有利於開展革命活動。

1921年7月23日,在望志路106號召開了中共一大。1964年,毛澤東在會見李書城時説:“你的公館裏誕生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我們黨的‘產牀’啊!”

二是輔德里。

輔德里最早建於1915年。1921年,李達租借輔德里625弄為寓所。中共一大後,李達擔任中央局宣傳委員,負責黨的宣傳、出版工作。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輔德里誕生,由李達主持併兼編輯、校對和發行,出版《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列寧傳》等革命書籍。

1922年,中國共產黨在輔德里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此外,位於輔德里的平民女校,是我們黨創辦的第一所新型婦女學校。校務主任先後由李達、蔡和森擔任,陳獨秀、高語罕、邵力子、陳望道、沈雁冰等先後前來授課。

三是三益裏。

三益裏17號是《星期評論》的編輯部所在地。《星期評論》與《每週評論》《湘江評論》《新青年》並稱為宣傳新文化的“四大週刊”,發行量一度達到3萬多份。《星期評論》社初設於新民裏5號,1920年1月搬至三益裏。

後來,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也入住三益裏17號。共產國際和俄共(布)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曾受邀來到《星期評論》社,與大家商談建黨事務。

四是成裕裏。

又新印刷所設在成裕裏7號,是一幢坐南朝北的石庫門裏弄建築,由陳獨秀、維經斯基、俞秀松等參與建立。“又新”,意藴“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其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產黨宣言》。《新青年》《共產黨》《勞動界》《上海夥友》等,也在此印刷。

總之,紅色革命歷史是上海城市的重要文脈。遍佈全城的建黨地標是最好的歷史見證,也是黨史學習教育中的寶貴資源,值得深入梳理和總結,值得大家尤其是青少年去“打卡”。

(原載於2021年5月25日《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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